中經在線訪談

 
代表談"新徽商":創新是民企的方向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工商聯副主席、安徽省總商會副會長耿學梅、全國人大代表,華威美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宏坤、全國人大代表... 詳細>>
本期嘉賓

  耿學梅,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工商聯副主席,安徽省總商會副會長

 

  楊桂生,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團董事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汪宏坤,全國人大代表,華威美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時間:3月12日  16:30

制作:財經部 特約主持:崔書文(高級記者)

訪談精粹
耿學梅:民營經濟的供給側改革不能猛踩油門
耿學梅代表在訪談中指出,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市場提供有效需求,是目前的關鍵。她說,“我們常常講,轉是早死,不轉是等死。現在很多東西賣不出去,而且成本極高,再加上利潤...
汪宏坤:就業是轉型升級的動力保障
汪宏坤代表指出,目前轉型升級主要是為了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而過剩產能也需要長時間去化解,在目前國內就業率相對穩定的背景下,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將一直存在。汪宏坤代表指出...
楊桂生:創新是民營企業逆勢而上的主推力
楊桂生代表認為,民營經濟相比于國有經濟,在決策和轉換的時候更有靈活性,某些領域的改革可能走在國企的前面,因此應該調動民營企業攻堅克難的能動性,在創新領域取得突破。楊桂...
耿學梅:融資難仍是民營經濟最大掣肘
耿學梅代表指出,徽商自古以來秉持誠信的契約精神,是民營企業的典范,為安徽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目前民營經濟面臨融資難、行業隱形門檻、政府職能轉變未到位的困難。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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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聚焦2016兩會——中經在線訪談特別節目”。今天訪談主題是“新徽商傳承中創新 樹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新標桿”。我是主持人崔書文。我們的演播室邀請到的嘉賓是: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工商聯副主席、安徽省總商會副會長耿學梅,耿主席好。

  耿學梅:觀眾朋友好。

  主持人: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團董事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桂生,楊總好。

  楊桂生:大家好。

  主持人:全國人大代表、華威美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宏坤,汪總好。

  汪宏坤: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我們聊的話題是新徽商的傳承與創新,徽商名聲赫赫。3月,張德江委員長也提到徽商輝煌的歷史,想問一下三位代表怎么定義新徽商?

  耿學梅:我覺得安徽的徽商有二、三百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后,新徽商還傳承著“徽駱駝”精神:吃苦耐勞。徽商把(自身與)徽文化有機結合在一起;另一個精神就是誠信,誠信也是當今現代社會契約精神下的好典范,在這幾方面新徽商傳承發展得很好。

  主持人:楊總怎么定義新徽商,新在什么地方?

  楊桂生:我理解有兩個方面。

  第一,祖籍是安徽的人,(他們可以是)在全世界各地創業;祖籍不在安徽,但是在安徽創新創業的人,現在有一批民營企業家創始人在安徽成長起來,但是祖籍不在安徽。

  主持人:您屬于哪一類?

  楊桂生:我是安徽出生的,在外地發展,后又回到家鄉投資。

  第二,“十三五”規劃貫穿五大理念,徽商做了很多創新型產業,并且走在前列。包括汪總也是,他是傳統產業,現在也要服務雙創。這是我的理解。

  主持人:汪總,您定義一下新徽商。

  汪宏坤:新徽商還是傳承著老徽商的精神,為什么說是徽商呢?因為徽商在歷史上影響了幾百年,徽商精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徽商誠信,而且大家在一起做企業的時候非常抱團。新一代的徽商,剛才楊總講的基本代表我對新徽商的理解。

  主持人:關于新徽商,剛才各位代表都談到誠信是一個突出的特點。目前情況下看,新徽商的優勢產業是哪塊,能不能介紹一下新徽商目前的發展狀況如何?

  耿學梅:徽商主要分布在戰略裝備制造業、新興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等產業里。在這些產業中,徽商也是民營經濟的典范。(徽商)占安徽GDP達到57.7%,已經過了半壁江山,解決下崗就業人口達到80%以上,稅收貢獻率60%以上,對經濟的拉動力60%以上。所以,徽商為安徽“全力打造‘三個強省’ 加快建設美好安徽”做出了很大貢獻。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的。

  楊桂生:剛才耿主席講的是(安徽)省內的情況。在家鄉以外,徽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很多人一開始創業就做新興產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史玉柱IT產業等。我本人是做新材料的,另外還有一大批新興產業,這方面是很突出的。

  主持人:您覺得在新興產業方面新徽商是優勢板塊。

  楊桂生:特別是對省外創業的這些人來說,新興產業是優勢板塊。

  汪宏坤:我覺得基本上每個行業都有新徽商的存在,不能說具體哪個行業,基本上每個行業都有(他們的存在)。

  主持人:大致上,新徽商和民營經濟密切相關。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民建工商聯聯組會上有一個講話,談到“三個沒有變”,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請三位代表來解讀一下。

  耿學梅:總書記到我們工商聯界和政協民建聯組會上的重要講話,主要是描述了一下民營經濟的宏偉藍圖,給予了我們期盼,也調動了國營企業家對“十三五”發展的投資熱情,最主要的是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

  關于地位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常講“兩個毫不動搖”,既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又要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常說的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也是社會經濟的基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樣的定位,我覺得給我們的民營經濟,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吃了一個定心丸,提振了他們的信心。

  主持人:楊總怎么理解總書記關于“三個沒有變”的表態?

  楊桂生:五大發展理念作為核心,民營經濟相比國有經濟,決策和轉換的時候更有靈活性,很多領域可能走在國有企業的前面,在創新領域可能取得突破,就像耿主席講的,不僅吃了定心丸,還會調動民營企業攻堅克難的能動性。

  汪宏坤:這次總書記講到了民營企業家的心坎里。總書記把企業家跟政府干部、官員之間的關系講得很清楚,即“親”、“清”。一個是親近的親,政府官員可以跟企業家坦蕩、真誠的交往,幫助民營企業解決實際困難,這個講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清”,領導干部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清白、純潔的關系,而且民營企業家也要遵紀守法經營,光明正大的經營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官員跟企業的關系是“背對背”的關系,我覺得在審批過多的環境下,經營企業可能就變得舉步維艱。官員跟企業沒有利益權利交換的關系是企業和社會發展的基石。

  主持人:民營經濟在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困難和問題,你們對下一步民營經濟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有什么具體的意見和建議?

  楊桂生: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市場準入在很多領域還有很大的開放空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全國各個地方民營經濟占的比重不一樣,特別是民營經濟比重占得不高的地方,比如有的地方不到50%,上海連30%都不到,像這樣的省市改革的力度、開放的步伐要邁得更快一些,改革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主持人:汪總,您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有哪些感悟,您對下一步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有什么具體的建議。

  汪宏坤: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但是國有企業在某些條件下比民營企業占有優勢,我們也希望有好的發展環境,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耿學梅:我的理解是,民營經濟當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或者說存在的最大問題,也是總書記這次提出來的五點要求。

  第一條,融資難的問題。融資難可以說也是民營經濟的困擾,主要是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有一些銀行為了保證自身正常的收益,或者說自身良好的運轉,對民營企業貸款收緊,這是我的理解。

  第二條,調研過程中“三門”現象還是存在,“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按照法律來講,民營企業都可以進入,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當中往往有很多是看不見的,是限制民營企業進去的。這次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對于石油、化工等(行業)國家大的央企壟斷也在放開,也在用PPP合作模式對民營企業放開,這肯定要有一個過程。 

  政府大力提倡簡政放權,我們講負面清單也好,收費清單也好,責任清單也好,都在提政府職能的轉變。但是在轉變的過程當中,不可能所有部門都是一刀切,民營企業是在省、市、縣級別不同層面的民營經濟。所以,跟不同級別的政府打交道,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和矛盾。雖然政府職能在轉變,但是它還是會遇到一些不同層面的問題。(從)政府服務角度講,要為中小企業搭建一些服務窗口。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服務窗口還不是很到位,而且也不是為我們民營經濟特定的服務。在調研過程當中,黨中央、國務院這幾年連續下發了很多支持民營企業的文件,像“非公36條”,“老36條”和“新36條”都是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但是關于這些政策,民營企業家知曉率不高。另外政府官員對政策的解讀、落實、執行也不到位,這樣難免產生雙方的誤會,我想這都是正常的。

  在“十三五”時期,隨著政府改革力度的加大,在這方面會有所改進,也會讓民營企業感到更加滿意。目前困難主要是在這幾個方面。

  主持人:總書記還談到“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待開發,新常態下有新作為、新發展,三位代表從這里能看出什么新機遇,民營經濟在新常態下怎么能有新發展、新作為?

  汪宏坤:你剛才從“一帶一路”開始講,“一帶一路”把企業走出去的路線指引的更清晰。因為“一帶一路”上,好多都是我們國家的優勢產業,也是“一帶一路”需要的產業。

  主持人:民營企業參加“一帶一路”相關規劃和項目的積極性和狀況如何?

  汪宏坤:有這些好的政策以后,自然會引導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經濟建設。好多產能是要通過“一帶一路”繼續向外面延伸的。

  主持人:大的題目是新常態下民營經濟的新發展、新作用。

  耿學梅:可以說是三大戰略:“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戰略。“一帶一路”的戰略,實際上是我國為(企業)下一步走出國門,打通國內東西商貿走廊的大戰略布局。我們也在國家大戰略下積極抱團走出去,安徽工商聯也跟外辦,包括商務廳聯合開展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培訓,還有一些輔導。另外,提供相關的一些項目給他們進行對接。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感覺銀行支持的力度還要加大。

  走出去還有一些手續要再簡化,因為民營企業不像國企,走出去都是大集團出去,民營企業提倡依托現有的園區,因為部分大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國外,像在非洲,農墾(安徽農墾集團)就辦了一個農業園區,這樣民營企業家不需要自己去闖市場,直接到這個園區進行發展,可以減少被國外的政治動蕩(波及),因為(中小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的)是安全問題,資金出去有資金安全問題、人身安全問題,還有政局穩定問題。這幾年我們也在大力倡導和推動,通過“一帶一路”這個國家給的渠道,把我們一些過剩的產能,通過這些渠道推出去。另外也把我們好的發展理念、好的思路帶出去,幫助非洲一些地方發展,發展我們的人道主義,既有經濟層面,又是政策層面,非常好。

  長江經濟帶一共串到12個省,到安徽省中合肥作為副中心定位。在國家戰略規劃沒出臺之前,我們安徽就打造了承接產業集中園,也就是我們的江南集中區和江北集中區,就是沿著長江經濟帶承接原本需要內遷的制造業。結合國家的戰略,我們現在要打造長江經濟帶,加強長江經濟帶的建設。我們把長江到安徽的一段打造為我們經濟的支撐點。

  長江是我們的母親河,是要加大保護的,不能過多的開發,還是要以環保為理念,以綠色為先,然后再加上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地方的商機是無限的。工信部近日也印發文件落實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發展,這是國家層面。省里層面,多次開會,多次研究,也做了規劃,我們加大了投入支持,安徽省正按照國家的部署加快推動長江經濟帶,5月份還有關于長江經濟帶發展、打造戰略支撐點的座談會,這是配套的活動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楊桂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國家不一定很安定,民營企業走出去要依托園區,要注意合作國家的法律結構,特別是走出去之前要把保險和法律框架落實到位。民營企業以前在這方面經營不足,還要多做一些功課。長江經濟帶沿江省市區發展有不同性,可以找到錯位發展的機會,甚至不同的省市可以合作,優勢互補,不一定非要像以前一樣。這樣會找到新的發展機遇。

  主持人:楊總,您公司的業務和“一帶一路”以及長江經濟帶開發有沒有具體的對接。

  楊桂生:我們是材料公司。汽車行業、航天航空等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我們總部在上海,響應產業轉移的號召比較早,在江南集中區有一個項目落地。我們做材料的企業應該說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包括“一帶一路”項目,我們把材料用在建筑方面,這是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已經做了這方面的準備。在不同國家的法律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我們)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國家商務部到各地工商聯(應考慮)如何提供支撐,這方面可以縮短我們學習的時間。多交流讓我們吸取經驗教訓,不要走彎路。

  主持人:您公司戰略和“一帶一路”以及長江經濟帶開發有沒有具體的對接。

  汪宏坤: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比較宏觀,因為這是經濟學家研究的東西。民營企業好多只講自己對路的東西,只研究自己這塊,不會把眼光看到國家戰略那塊,很多機會不是特意的尋找,自然而然在一個時間段發現什么機遇就去做什么事。

  主持人:市場上發生具體的商機。

  汪宏坤:我們沒有特別深的研究。

  主持人:下面談到政商關系,總書記用“親”和“清”闡明新型政商關系,“親”是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幫助(它們)解決實際困難。“清”就是清白純潔不搞權錢交易,您有什么看法?

  耿學梅:總書記把民營企業和政府官員的關系說得非常透徹,也非常明確。新型政商關系也是民營企業家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很好的詮釋,有的時候民營企業感到很困惑,有的時候感到很迷茫,困惑和迷茫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畢竟我們國家是人情社會,難免有關系處理不當的時候,這樣既傷害了民營企業家,也傷害了政府官員。實際上,總書記就是給他們把脈定調,把政商關系簡單化、純潔化,讓民營企業大膽干,政府官員大膽的服務,不要有其他任何思想顧慮。另外,也讓民營企業家知道怎么去干,必須講誠信,要遵紀守法。現在我們國家是全面依法治國,民營企業在經營過程當中要依法經營,依法從事商業活動。作為政府官員不要有私心,不要為自己謀私利,為企業家著想就會把關系處理好。

  主持人:兩位怎么看新型政商關系。

  楊桂生:很多政府領導還是非常清廉的,也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就像耿主席講的一樣,一方面讓政府的領導知道該怎么去幫助民營企業解決問題,可以放心大膽的開展工作。另外,民營企業家有什么問題也有渠道向政府領導反映。很多企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政和商兩方面都放下包袱,可以發揮出動能,動能發揮出來有利于整個大的動能轉化,從而帶來更大的動力。

  汪宏坤:我覺得總書記的講話就像及時雨一樣。十八大以后,在大力反腐環境下,政商關系很迷茫,官員不敢和企業家交朋友,企業家和官員打交道也是敬而遠之。總書記講的“親”和“清”講到我們的心坎里,審批過多的情況下,企業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政府本身就是給企業提供服務的。但是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搞的服務有偏差,有一些企業采取了一些不法手段,造成了一些社會不良影響。總書記的講話給我們吃了一個定心丸,給政商關系指明了新方向。

  主持人:剛才談到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經濟在轉型,產業在升級,在這樣的經濟大背景下,三位代表你們在一線和企業打交道比較多,對經濟形勢的改變和轉型升級的迫切性,你們的感受是怎么樣,你們覺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有請楊總。

  楊桂生:在這一輪調整當中,原來有自主知識產權、品牌優勢的企業是占得先機,就像我們公司一樣,我們公司(業績)逆勢增長,我們有1800多項專利申請,在知識產權和技術方面做了很多儲備,像去年新能源汽車爆發式的增長,我們(在)汽車輕量化(領域)有十幾年的準備,我們抓住了這樣的商機。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機遇,但是我感覺在這一輪當中,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企業,還包含原來渠道上有優勢的企業,會逆勢而上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現在比較共性的問題是,整個要轉到創新驅動方面,核心是要自主創新,要保護自主知識產權,要加大惡意侵權的力度,要罰到(他們)傾家蕩產,這樣造就全社會尊重知識產權的氛圍,這樣創新國家才能早日建成。

  主持人:您覺得需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汪總的感受是什么樣,現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您覺得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汪宏坤:轉型升級主要是產能過剩,主要是傳統行業、鋼鐵行業、建材行業、煤炭行業產能過剩,但是時間經濟就是產能過剩的過程,一旦什么行業好干,參與的就多,參與的多了就行業就出現產能過剩,接著又是一輪調整,產能過剩不是一個時期的問題,是永久性的問題。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礦泉水好賣大家都做礦泉水,直到賣不掉為止。下一輪轉變成其它行業,慢慢再有新的行業發展起來。對于經濟轉型,我們覺得非常有希望,就業還是非常好的,只要沒有出現大的就業問題,我覺得在經濟轉型中就肯定會成功。

  主持人:你覺得在下一步轉型升級中,就業應該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汪宏坤:有工作干就行,每個人(都)有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現在處理僵尸企業,政府要托底,保職工就業,大致是這方面。

  楊桂生:我補充一下,實際上(就業)空間非常大。比如養老服務人員、家政服務人員有非常大的空間,隨著國家老齡化,養老院里需要有一定醫護知識的服務人員,產業結構調整,其他產業會釋放出特別大的就業空間,關鍵是供給側改革,關鍵是職校怎么樣能培養出滿足這些就業需求的新學生出來,不能像以前一樣很多高校千篇一律,很多高校里重疊的很多,現在新一輪就業就是高校供給側改革中的指引,更新他們的招生目錄和培訓計劃,包括重視實習環節。

  主持人:現在還有很多需求沒有得到有效的供給和滿足。

  楊桂生:特別是人才培養方面已經滯后,(尤其是)服務業和第三產業。

  主持人:您覺得服務業和第三產業人才培養是滯后的。

  楊桂生:對。

  耿學梅:我覺得轉型升級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我們提供的有效產品,經濟學上常常講一個是供給,一個是需求,一旦兩個之間存在不匹配的時候,必然要發生經濟結構的調整,轉型升級。按照我們現在“十三五”的五大發展理念,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市場提供有效需求,這恐怕是我們目前的關鍵,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三去、一降、一補”。

  為什么以前提三駕馬車拉動發展,這是從需求方面提。現在提供給,就是提高供給側層面,從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角度提經濟發展,也就是這個地方出了問題。出問題是什么原因?追溯到2008年的時候,那一輪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我們用了刺激政策,也就是我們說的三期疊加,換擋期、陣痛期、消化期,有一些應該淘汰的,或者說簡單重復的、低檔次的企業生產又恢復了(生產),本來應該是淘汰的,但是在那一輪刺激過程當中應該淘汰的產能又恢復了,這樣就把產能進行了擴大,所以產能過剩加劇。經濟結構如果再不調的話,很多企業按照市場的規律自己要死。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轉是早死,不轉是等死”,就是這個概念。(改革)逼迫我們企業自己尋找市場,現在很多東西賣不出去,而且成本極高,再加上利潤很薄,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市場逼迫必須轉型。政府走在前面看到問題,所以提倡企業加大轉型升級。實際上也是引領我們企業在這一輪經濟發展大潮過程當中,盡量使自己擺脫新一輪的經濟困難,使自己更好輕裝上陣。

  現在大家提供給側比較多,供給側就是提高高檔次、高質量,而且是老百姓迫切需要的產品(的生產),老百姓不需要的低檔次的就少提供,就回到以前經濟學當中說的,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生產力與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矛盾。現在老百姓收入提高,需要更好的生活,落后的、低質量的產品老百姓當然不愿意買,只好到國外買一些高質量的產品,這就是落后的生產與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之間的矛盾。源頭應該歸到這來,所以必須要調整。

  去產能不是簡單的去,而是把高質量的、有生產前景的,能引領產業和主導產業的產能保留下來,把效率低的、成本高的、沒有市場競爭力的、質量差的產能淘汰掉。使優質產品的價格能得到提升,能讓好的產品在社會上生存,把差的產品去掉,保證有效供給,價格自然恢復到原來的狀態,為企業擺脫目前虧損狀態,幫助它們更好的持續發展。

  我理解的轉型升級不是簡單的換個名詞,或者是提一個口號,是要下大力氣,要下真功夫,拿出真舉措,讓企業真正意識到需要實行轉型。另外,轉型的過程當中,民營企業這塊跟國有企業還不一樣,就跟你剛才說的,國家對國有企業職工有一個保障,要保工人的工資收入,但是民營企業在轉型過程當中,它們如果裁員,這些人員的工資就只有自己承擔,或者社會保障承擔。為了穩定社會,在轉的過程當中,還要有步驟,要循序漸進,不能踩油門。我感覺轉型升級最主要的問題是怎么把創新第一生產力效率最大化,我們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包括前一階段炒的很熱的“互聯網+”等等,這些都代表未來,代表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但是要說它們馬上產生效益,或者是馬上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我覺得還要有一個過程,不能把期望值定得太高,這樣會對企業和政府官員產生誤導。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謝三位代表做客中國經濟網,祝愿中國民營經濟取得更大的發展,也祝福新徽商取得更大的成就,謝謝三位代表,也謝謝廣大觀眾的收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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